“豫顺堡”旧事

左衍成

《资料图》

据清丙午年《滋阳县乡土志》记载——

“洪逆之乱，豪猾聚久剽掠，多或数十万人，少亦十余万人。河南发捻，窜入山东。咸丰庚申九月十五日，劫掠境内。是时，承平久，民不知兵，仓皇逃避。老弱流离道路，至父子兄弟相失，车牛财物遗弃满野。贼众酷烈，杀人如麻，又多焚烧民舍，从城上观之，彻夜火光烛天，民之东北逃者，贼众追蹑之至九山尽杀之，生还者十无二三。其陷贼中者，随贼赴河南，常执苦役，不自知其死生。有亡来者言其苦，闻者无不下泪。明年三月又至，民各营砦自保，贼无所掠虏人至城砦下，胁之以刀，使其亲归以银钱烟土食物赎之，不盈其欲辄杀之。同治壬戍、癸亥丙寅，迭犯境，士绅时率乡团迎击，众寡不敌，死者复无算。肃清后按稽编户旧籍，或一家尽殁，或存者尚半，寡妻孤子殆无阖门完聚。”

这是1906年兖州周元英先生记载的，关于咸丰十年南匪过境时的真实历史事件。所谓“南匪”，指的是太平天国时期北方的捻军武装，活动在安徽北部和河南一带，主要领袖有张乐行、赖文光等。捻军先是配合太平天国对抗清军，后又脱离天平军各自为战。因为无政治纲领，其领导头目立场飘忽不定，缺乏稳固根据地，没有群众基础，更无民众支持。之所以唤作他它们为“匪”，是因为纪律性较差，多依赖劫掠补给，反清的同时，也对于北方广大民众及民生造成巨大的破坏。

咸丰五年（公元1855年），各路捻军会集于安徽蒙城，推张乐行为盟主。咸丰十年（公元1860年）捻军进入山东境内，其军队横扫各州县，“绵亘六十里，兵声火色，数百里皆震”。农历九月十五，捻军到了兖州境内，当时到处一片慌乱，百姓士绅仓皇逃避。站在兖州城头四望，“彻夜火光烛天”。这次捻军过境，横扫了兖州的滕、峄、滋阳、曲阜、泗水、汶上和宁阳七县，兖州是府城，驻有重兵，所以并未攻打，但是兖州周边农村却遭到野蛮掠夺及破坏。

九月十六日，捻军继续北上，兵至漕河社，漕河周边村庄惨遭兵祸。捻军冲进村庄，逐户收刮财物，“有不从者以刃胁之！”昔日安静祥和、鸡犬相闻的乡间，顿时成了人间炼狱！老实巴交的村民瑟瑟发抖不敢言语，粮财搜刮完毕后仍不罢休，又将部分村中精壮男丁抓走，敢于反抗者均遭屠戮，很多村妇不堪受辱，纷纷投井、悬梁尽节。村内房舍遭到焚毁，钱粮牛羊一扫而空。“老弱流离道路，父子兄弟相失；”“户户白绫，泣声震天”，“寡妻孤子殆无阖门完聚”，正是那时的真实写照。

南匪过境以后，地方响应清政府以“坚壁清野”政策，作为对付捻军的主要手段，命令各地组织团练和修筑圩寨以自保。于是安徽、河南、山东、苏北等地广泛兴办团练、修筑圩寨。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，经历了生灵涂炭、哀鸿遍野左家村乡民，痛定思痛，决定修建堡寨以保安全。

由于左家在村里是大户，财力颇丰，自然出面主持工程事宜。族谱载：“捐钱万余，筑圩聚守，决策既出，村邻响应。”在左家先祖凤科、裕基两位老先生的倡议下，士绅出钱贫民出力，一时间，动土兴建，人工打夯，肩挑人抬，历经一年，终于在围绕村子一周修筑约2华里的土城墙，大家亲切称之为“围子墙”。

墙体就地取材，用黄土掺杂麦秸夯实而成，墙高五到六米，下边宽五米上边宽三米左右，形成下宽上窄梯形结构。墙上有垛口，可以走人，以备放哨巡逻使用。墙外就是筑围子取土形成的宽达六米的围子壕，雨水汇集水深可达数米，夏日莲藕飘香、碧波荡漾，形成环绕村庄的天然屏障。

村子设东、西两座寨门，上边门匾上刻“豫顺堡”，为城楼式结构。青砖条石砌墙，高六米，上边建门楼，门楼一大间，硬山顶砖木结构，供站岗放哨人员休憩警戒使用，周边遍布垛口便于观察防御。同时楼上备有土炮数门，装火药和石子，射大约程六十米，威风凛凛，极具威慑力。两扇寨门宽大厚重，柏木构成，附以铁质门钉加以防护。门洞宽敞，青石板铺路，能行大车。寨门外有吊桥跨于围子壕之上，白天寨门打开放下吊桥，村民来来往往耕田种地，夜里则寨门紧闭，收起吊桥。

在村里中央，还建有碉楼一座，三间三层青砖结构，每层四周均留有小窗作为观察口，楼宽约九米，进深四米高约十米，楼里设木质楼梯直通楼顶，楼顶为平顶，楼顶四周遍布垛口。碉楼建成后为村里最高建筑，因此用来作为瞭望台。因为身处平原地区，站在楼顶举目瞭望，整个村庄及周边村堡尽收眼底，可以提前发现匪情尽早预警。平日晚上村里组织人轮流打更、设观察哨，如有情况，鸣锣报警。碉楼、围墙、寨门、吊桥及围子壕，共同构筑了比较完备的村庄防卫体系，再加上附近村堡乡民自发组建的团练乡勇，一呼百应相互支援，使村堡防卫固若金汤。附近村邻在危机时刻，也纷纷来此寻求庇护。

据当地老人讲，在光绪初年腊月某一天，月黑风高，曾有绿林响马十几人来此“借粮”，村民提前得到消息升起吊桥，寨门紧闭不出，楼上也站满了民团。见人久久不离去，于是乎点燃数门铁炮，“轰轰轰”几声巨响、电光火石，贼人们被惊的马嘶人叫，见占不到便宜，只好四散逃去。

堡寨建成五十多年，历经清末乱世，切实保护了乡邻的财产人员安全和社会的稳定。当年就有民谣传唱：“紧打鼓，慢打锣，围子里，赛银窝。南门外边运粮河，路东路西古戏馆，小庙门前买卖多，家庙门前热闹多。”由此可见堡寨庇佑下的村民，经济商业一度繁荣，时逢乱世，有如此乐土，很不容易了。

在构筑围子工程中，当地左家富户（左耀先、左孝先）或变卖家当捐出巨资，或主动捐出良田数十亩，为圩寨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，阖郡乡耆无不仰其品德、慕其高风，为乡民之楷模，其善举至今被后人所传颂。

自建堡寨起，历经同治、光绪、宣统三朝，社会动乱，土寇蜂起，民不聊生。直到清朝灭亡，又值民国初年军阀混战，之后日寇入侵，盗贼又起，周边村子皆受袭扰之苦，唯独我村受其影响最小。左氏家谱载：“远近居民，蚁附蜂屯，悉赖以安”。围子墙虽然不像城墙那样高大坚实，但是在当时动乱不堪的社会，防御一些流寇盗匪，的确起到了保护一方安宁的作用。解放后，社会逐步安定，政府强力剿灭匪患，恢复社会秩序，老百姓终于有了真正安定的生活。此时围子墙失去了防御的价值，不再修缮，渐渐荒废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村子南北围子被开出豁口以方便出行。随着时光流逝，岁月侵袭，荒凉的围子墙上长满了灌木荒草，墙体也因风雨侵袭慢慢坍塌。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东西寨门及碉楼被陆续拆除，仅残存数段围子墙遗迹，但随着村庄建设重新规划，宅基地外扩，村民建房取土，修路填壕，护卫村庄近百余年的围子墙，最终消失在历史尘埃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