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远的记忆·三题

孔德河

卖油郎

担着挑子、走街串巷以卖油为业的“卖油郎”，在兖州已经消失60多年了。

当年卖油郎卖的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的食用油，即豆油。那时候没有菜籽油、棉籽油，也极少有花生油，普遍是豆油，所以那时老百姓也把豆油称为“菜油”，意即炒菜用的油。

建国前后，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贫穷，吃不饱、穿不暖，家里有些腌咸菜就不错了，平日里很少炒菜吃。油，是珍贵之物，谁家一次舍得买半斤油就算很大方了，若是一次买一斤油，不仅卖油的十分惊喜、倍加殷勤，邻居们也都会刮目相看，当然这不是一般的人家了。

“卖油郎”是书上和戏剧舞台上对卖油人的称呼，老百姓很少喊他们卖油郎，而都称他们为“油挑子”。看见卖油的，就说“油挑子”来了，谁家想打油，就会嘱咐家里人：“油挑子来了别忘了打油。”在这里很多人都把“买”说成“打”，打油、打醋、打酱油，的确，说“打”比说“买”更有动作感更形象。

卖油郎都是挑着油沿街叫卖或入村赶集，他们卖油不用秤，是用特制的油葫芦。油葫芦有2两的、半斤的，葫芦上斜插着长长的杆。另外他们还有一个“油撇子”，铁片做的，中间凹，给你打完油之后，再用这个油撇子送给你一撇子，叫“搭撇”，算是对顾客的优惠。

每一位卖油郎的技术都很熟练，他们不用漏子，不管你用什么器皿装油，都不会把油滴在外面，即使是小口的瓶子，也不会把油弄到瓶口上，又准又稳，干净利索。

卖油郎卖的油都是本地生产的，那时兖州城乡就有十多家油坊，虽然生产工艺比较落后，但产的油绝对纯正，炒菜时尽管放的油比现在少许多，但满街都能闻到诱人的葱油香。不知是胃口变了，还是油的质量变了，现在再好的油也总觉得不如当年的香。

卖油郎串街时，不仅吆喝而且敲梆子，他们的梆子是枣木做的，也有梨木的，约7寸长，2寸多宽，扁平、中空、有把，卖油郎敲几下梆子就喊两声：“打油喽！”喊得直白、自然，并没有油腔滑调。

虽然极度贫穷，那时也有卖香油的，和卖豆油的一样，也是担着挑子串街，人们称为“香油挑子”。大多数卖豆油的和卖香油的各卖各的，并不兼卖，兖州只有城里民族路一个杨姓“油挑子”两样兼卖，前边挑着豆油，后边挑着香油。在大家连豆油都吃不起的年代，吃香油的人家就更少了，所以街上的香油挑子也很少。

在那些年代，豆油不仅是“菜油”，还要用来点灯，用来作润滑油，因为那些年没有煤油、没有机油。人们常说“点灯熬油”这句话，指的就是点豆油灯，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点煤油灯。

豆油灯有多种多样，简繁不一，最简单的用一个小碗作油碗即可以当灯，油里放入一根“灯草”作“灯捻子”，要露出头来，点燃即可。灯草是一种吸油性很强的草梗，所以也可以用棉绳代替。老百姓舍不得花钱买灯草，大都用自己做的棉绳做灯捻子。富裕人家的油灯就讲究些，有烧瓷的、有铜的，分为灯座和灯碗上下两部分，中间部分较细便于手拿。官宦大户家的灯更讲究，有花卉、有鸟兽形等，甚至镶金包银、尽显富丽堂皇。

在民间有一首流传很久的儿歌：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喝，下不来。”说的是小老鼠爬到高台上偷油喝，上去容易下来难。油灯是要放在高台上的，因为“高灯下亮”照得远，再则也防止老鼠偷喝。那年月尽管都那么穷，但老鼠特别多，偷油喝是常事，防不胜防，即使瓶子里的油如果没盖好，老鼠也会把尾巴伸进去，沾满了油再送到嘴里。

人们摊煎饼时也要不断地在鏊子上擦油，困难时家里连这点油也找不到，只好东家西家去借。

过去浇地要用轲辘，轲辘的转筒里也要上油，缺了油不仅费劲，而且会把部件磨坏，如果是借的，主人会非常生气。

家里若有木轮车，车轴上万万不可缺油，否则会把车轴磨坏、磨断。

总之，那时候家家户户过日子都离不开豆油，不仅炒菜，方方面面都可能用油，而除了豆油又无其它油可替代，所以街上常有卖油郎来往，而且都有生意可做。

那时候地里有一种叫蓖麻的植物，它的种子叫蓖麻籽，老百姓叫麻籽豆子，油性很大，在实在没油吃的时候，人们就寻找麻籽豆子，去掉皮，在锅里反复擦拭，略微出油，用其炒菜。没有油点灯时，就用秫秸篾子穿一串麻籽豆子，插在白菜疙瘩上点着，端来端去也可当灯用，真是穷有穷的办法。

形容某人懒惰，人们常说：“他呀，油瓶倒了都不扶！”油瓶倒了，油正流出来，这么紧迫的时刻，理应伸手扶起，然而这伸手之劳，此人却懒得去做，此话既说明此人之懒，也多少说明油的稀贵。

60多年前，盛油用的都是“油篓”，卖油郎也不例外。兖州人形容某人奸猾或懒惰，有句歇后语叫：“鸡蛋掉在油篓里——滑蛋一个”。这里说的油篓，就是旧时盛油的容器，大都是用白腊条编制成形，高约40公分，半米见方，圆口，口径直径约十几公分，里边用毛头纸、水胶、猪血等材料糊结实、晾干，即能使用。这东西看起来简陋，实际上很耐用。在没有塑料桶、铁桶的年代，油篓是很普遍的容器。直到建国后，卖油郎用的油篓才改为铁桶。

油篓有大有小，大的可装油150斤左右。油篓既可装油，也可以装酒、装调料、装酱菜。驰名中外的济宁玉堂酱园生产的酱菜调料，大多都是用这种油篓装的，最小的只装一斤酱菜，小巧玲珑天然雅致，深得广大客户青睐。

卖油郎服务于城乡百姓，深受大家爱戴。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是明朝小说家冯梦龙收录在小说集《醒世恒言》里的一篇。这篇小说后来被多次改编为戏剧、电影。在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中，对卖油郎大加赞赏，剧情大意是：卖油郎与青楼女子花魁偶然相遇，看到“花魁”如此美丽端庄，卖油郎不由得昼思夜想，意欲再次相见，无奈老妈妈看不起卖油郎，索要很多银两，卖油郎只好早出晚归，勤奋经营，终于备足了银子来到青楼，不料“花魁”刚招待完客人酩酊大醉，呕吐不止，卖油郎整整一夜为“花魁”擦洗打扫，端茶倒水。直到天明“花魁”才酣然入睡，卖油郎悄然离去。“花魁”醒后，深感卖油郎才是可将终身寄托之人，便毅然自赎其身，与卖油郎结为夫妻，美满恩爱。卖油郎在人们的心中有着忠厚善良的美好形象。

1953年，国家对粮油等实行统购统销，从此串街入村延续了几千年的卖油郎消失了。据《兖州市志》（1996）记载，直到1971年10月，吃油问题虽由国家按计划供应，但仍较为紧张。1960年前后，兖州吃国家粮的，每人每月只供应3两油，普通老百姓吃油之难就更可想而知了。1971年10月以后，吃国家粮的每人每月供油增至半斤。油，在全社会仍然十分紧缺，所以现在的许多老年人都舍不得把剩菜倒掉，他们不仅可惜那些菜，同时也可惜那点油水，殊不知，现代人的肚子里早已不缺油水，而是油水过剩了。油，已经不是稀缺之物了。

呱 嗒

先后在两家饭店吃了两次同一道菜——炖鸡贴呱嗒。

呱嗒，曾是旧时老百姓们经常吃的饭食，大都是高粱面、小米面、芋头面等粗粮和糠菜做成的，是充饥度日的食物那时候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。而现在餐桌上的呱嗒都是精细的白面做成的，大家都赞不绝口，说是既有麦香，又透着肉香。由于我吃够了以前的糠菜呱嗒，至今对任何呱嗒，再好的呱嗒都没有好感，还写了几句忆旧的文字。

那时候，兖州的百姓们吃的呱嗒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糊涂锅里煮的呱嗒（有时也做成窝窝形）。一种是熬菜时贴在锅边上的贴呱嗒（也戏称老鳖靠河沿）。糊涂锅里煮的呱嗒都是净面的，而菜锅里贴的呱嗒除了净面的，还有菜呱嗒——掺进一些野菜、树头菜——那时不是为了好吃，而是为了出数，为了充饥。

困难时期的呱嗒因为是粗粮面的，和起来粘性差，所以大都是用热水和面，也就是汤面，这样，不论是煮呱嗒，还是贴呱嗒，才好成形，后来逐渐吃上了麦子面的呱嗒，不论是细面还是全面的，都不用烫面了。

那时候的呱嗒经常和煎饼混合着吃，都是粗粮面的。粮食暂时充足，生活好点的时候，是以吃煎饼为主，间或吃几顿呱嗒窝窝，粮食接济不上，生活差的时候，就很少吃上煎饼，以吃呱嗒窝窝为主，三年饥荒时候，连这样的呱嗒也吃不上，甚至连一天一顿稀糊涂也喝不上，吃了（喝了）上顿没下顿，吃不上国家供应粮的大多数老百姓，好多人就是这么时而挨饿受过来的。后来生活逐渐好转，才舍得在糊涂锅里煮上几个呱嗒，或在熬落瓜豆角子的锅里贴呱嗒。

那时候有两句话很流行，一是“有芋头不吃萝卜”；二是“有煎饼不吃呱嗒”。在三年饥荒刚开始时，老百姓都没有了粮食，全靠吃芋头、萝卜度日，萝卜是胡萝卜，作为每天的饭食，胡萝卜当然没有芋头好吃，大家都吃够了，不得已才搭配着吃，而有的人总拣芋头吃就是不吃萝卜，常被人指责，谁知后来连胡萝卜也吃不上了。

三年饥荒过去之后，大家的生活或多或少都有了好转，有的家庭已把煎饼作为主食，有的很少能吃上煎饼，以吃呱嗒窝窝居多。呱嗒窝窝当然没有煎饼好吃，所以一旦有了煎饼就不想吃呱嗒，当然也会受人指责。这两句话说的是两个困难时期都是说某人不自觉、挑食、贪吃，尤其是第二句话“有煎饼不吃呱嗒”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，在兖州老百姓之间长期流行。含意也有所延伸，在生产队干活时，对于只想干好活不想干孬活的人，都爱用这人“有煎饼不吃呱嗒”来指责他，队长也常在社员会上训斥我们：干活自觉点！别跟那些有煎饼不吃呱嗒的人学！直到前年，我仍听到一位老婆婆在村头上数落她的儿媳妇：“她呀，有煎饼不吃呱嗒，不是那会过日子的人。”

那年代，因为争吃争喝闹乱子的事经常发生，还经常打起来。现在想来，大家不过是为了这口饭，为了活着，为了生存下去，何等可怜！

有时候孩子们问我：既然你们那时都愿意吃煎饼，何不把呱嗒都做成煎饼？他们问的似乎很有道理，而我却感到很茫然。半个世纪以前那艰难的日子，已经渐渐被人忘记，甚至不能理解了。他们不知道，那时候的煎饼和呱嗒，虽然都是粗面做的，但煎饼是纯面做的（有时能掺进少量米糠），在粮食严重不足的年月，吃纯面的干粮，一般老百姓是吃不起或舍不得吃的，而呱嗒窝窝不仅可以掺些碾碎的米糠，还可以掺进好些野菜、树头菜，像马蕻菜、苋菜、榆叶、槐叶等，有时菜多的都拿不成个。困难时还把野草晒干碾成面掺和起来蒸成呱嗒窝窝之类的菜团子，里边的面很少，苦涩的难以下咽，至今还记得那滋味，是名副其实的吃糠咽菜。

呱嗒，可以用较少的面做出较多的食物，借以填饱肚子，而煎饼却不能。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粮食稀缺，所以呱嗒窝窝是穷时候的饭食。再说，那时候做煎饼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，那时没有机械化，没有打面机，明天做煎饼，今天就要先把粮食淘洗干净，用水浸泡，到了半夜就要起来推磨，把泡透的粮食用石磨磨成浆糊状的煎饼沫子（磨面的石磨叫旱磨，专磨煎饼沫子的叫水磨）把五六十斤粮食磨成煎饼沫子就要推四五个小时的水磨，很累人的。而这仅仅完成了一半，会摊煎饼的妇女更辛苦，她们坐在煎饼鏊子一边，一个人边烧柴火边摊煎饼，烟熏火燎，又热又累，一坐就是多半天，腰酸背痛。而辛辛苦苦摊出来的煎饼吃起来却很快，五六十斤粮食的煎饼，不够五六口人吃十天的，所以，家里即使有二十斤三十斤的粮食，也舍不得做成煎饼，也不值当的做成煎饼。时过境迁，当年的艰难、贫穷、落后已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了。

那时，还有一件与呱嗒有关的事，我一直难以忘记。

一天下午，母亲刚要去做饭，我的姐姐走娘家来了，母亲数了数筐子里的煎饼，还有十七八个，高兴地说，晚上饭，熬豆角子烧棒子面糊涂，大家都吃煎饼吧！我们都高兴起来。谁知话音刚落，我姑姑和姑父也来了，他们家离这里十几里路，这时候来肯定要在我家吃饭，这下煎饼肯定不够吃了，母亲的脸上立刻泛起了愁容，这这正是“穷怕来客富怕贼。”不过，过惯穷日子的母亲总会有办法，马上和面在糊涂锅里煮了八九个呱嗒。但吃饭时尴尬的事还是发生了。煎饼不多，本应尽着姑姑姑父吃，他们是客人，自己人吃呱嗒。可我姐没看出来，一个一个的吃煎饼，急得母亲几次给我姐递眼色，想阻止她，我姐都没领会，没办法，当我姐又要伸手拿煎饼时，母亲一把抓住了我姐的胳膊，苦笑着说：“妮！别光吃煎饼！”不料我姐还是不明白，说：“娘，煎饼不难吃！”说完，除了母亲和我姐，大家都笑了。

那是1963年的9月，三年饥荒已经过去两年，大家的生活已经好转，尚且如此，困难时家有客人真是难于招待。

日落日出，星转斗移，转眼五十年过去了，一切今非昔比。

过去羞于待客的呱嗒，如今摇身一变，居然登上了大雅之堂，且有越发受宠之势，耐人寻味。当然，呱嗒，亦非当年的呱嗒，人，亦非当年的人了。

背在身上的粪箕子

永别了老屋、老院——祖祖辈辈住过的老家，搬进了90多平米的楼房，丢弃了原来所有的家具和无数的物件，在我固执的坚持下，留下了一个我使用了多年的粪箕子。

粪箕子，是农村很普遍的一种背筐，并不是单纯意义的粪筐，它的主要用途其实是用来背着去割草、拾柴火、收获庄稼。大多由白蜡条编制而成，深簸箕形，因为是三根提梁，装柴草时可以加大容积，单肩背起，比扛、抱、抬、提都方便，正因为方便，用途多，所以成为了农村人家必不可少的工具，每家至少有两三个。

粪箕子，除了一年四季用来割草拾柴火，很多农活都离不开它，在没有机械化的年月，收获散碎的庄稼都要用它往家背，收获地瓜、棒子、白菜、萝卜都要用它往一块集中。

在平时，不论下坡干什么活，人们总是习惯的背着个粪箕子，不想，也不用想背着它干什么用，结果总是有用，回来的时候不是装满柴火，就是给猪啊羊啊的捎些青草、瓜秧之类的饲料。

粪箕子，曾经伴随一代又一代农村的孩子在田野里成长，成为永远的记忆。庄稼人家家户户离不开柴草，喂牛喂羊喂猪，都要用青草，烧锅做饭都要用柴火，所以农村的孩子从小就要割草拾柴火，从小就背着粪箕子长大，上了小学中学依然如此。每天放学回家，先拿上一个叠好的煎饼，夹上两筷子辣椒咸菜，或是几棵鲜嫩的小葱，便背起粪箕子去割草，从不用大人支使。小伙伴们也不用互相吆喝，大家会不约而同的，或先或后来到村前的河边，一边割草一边漫无天际的聊天。割一会儿草，就爬到树上摘椹子吃，或是研究一会张罗草，或是把一只蝼蛄的头掐掉，看它往哪儿走。也有时会突然发现一只野兔子，大家喊着拼命追，兔子无影无踪了，大家就说着笑着回来继续割草，到了傍黑大家都背着满满一粪箕子草各自回家了。

在炎热的暑假里，是草和庄稼疯长的时候，也是孩子们疯玩的时候。孩子们每天都要背着粪箕子下坡，不论是割草还是到地里干活，都要到河里或坑里洗澡——在水里尽情的玩耍——扎猛子，用粪箕子叉鱼、摸鱼、踩河蚌、打水仗……在水里玩足玩够了，又爬到树上捉知了，或掐些柳条儿编个帽子戴在头上。那时候小孩子都不怎么娇贵，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泼得很，大人从不禁止他们下河洗澡、爬树，而只担心孩子们玩起来没够，耽误干活，只要到吃饭的时候能背回结结实实一大粪箕子草，就不会说什么。而对于农村的孩子割草是熟活，完全有机会疯玩、撒野，那是最开心、最自由的时光，终生难忘。

秋天，是收获的季节，几乎每样活儿都要用粪箕子：掐谷穗、搴高粱、刨萝卜、砍白菜、背芋头，样样活儿用着方便，好装、好背，好倒。孩子们大部分活儿还是割草，除了每天喂牲口，还要为这些牲口过冬准备大量的干草，还要准备人们过冬的烧柴。秋天割草拾柴的乐趣依然很多，甚至更多。背着粪箕子走出村子，茂密的青纱帐慢慢消失了，机灵的野兔子不再那么容易躲藏，常常被人们发现，一旦发现，大人孩子立刻扔下手里的活计，大呼小叫的，一窝蜂似的围追堵截，完全忘记了秋收的疲惫。

有时候割满一粪箕子草，就在豆地里挖老鼠洞，找出它越冬吃的粮食，有时一次就能挖到五六斤豆子。

在豆地里还常常捉蚰子吃，专捉母蚰子，母蚰子的肚子里全是幼籽儿烧着吃或回家煎着吃特别香。秋天的豆虫也很香，不过不是豆棵上的豆虫，而是割完豆子，蛰到地里产卵的豆虫才好吃，满肚子黄油。豆虫不易熟烂，所以最好是切的碎碎的和辣椒一块炒着吃，卷到单饼或煎饼里，那滋味是任何盛宴也品尝不到的。

粪箕子给庄稼人带来了无可替代的方便，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。

粪箕子常年的用处是用来割草拾柴，收获庄稼，但是人们并不叫它“草箕子”或“柴箕子”，而管它叫“粪箕子。这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有时也用它盛过粪。

种庄稼需要大量的肥料，在以前的年代，粪肥是最主要的肥料，农村家家户户养着猪啊羊啊的，一则是攒点整钱，主要是能大量积攒肥料，这些肥料每天要从家里背到院子外边，该施肥的时候，再用粪箕子背到或担到地里，粪箕子是最得心应手的工具，也许因此而得名。实际上粪箕子用途很广，还是以割草拾柴火最多，很多粪箕子一直没盛过粪。再说，农村的粪肥确确实实并不脏，尤其那些牛粪、羊粪、猪粪，有的只是消化过的青草味，而这种气味正是农村特有的温馨气息。再说农村人对粪肥都有着特殊的好感，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”。在那没有化肥的年代，谁家的粪堆大，说话都带着几分傲气，所以即使对盛过粪的粪箕子，在农村人眼里，丝毫没有不干不净的感觉。

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，兖州城里住户的粪肥，都卖给了庄稼人，所以穿城而过的府河才清澈见底没有被污染，才有甘甜的河水供城里人饮用，府河两岸才有了许多家“泗河水茶馆”，而成为兖州特色的一景！

粪箕子，一个不雅的“粪”字，似乎沾污了这个给人诸多方便，故而备受人们喜爱的工具，其实不然，“粪”字在这里不是沾污，粪字在这里是喜爱、是亲昵，粪对庄稼人太重要了，任何庄稼都离不开它。粪箕子的粪字，完全可以理解成是庄稼人对这种背筐的爱称，没有丝毫脏臭之嫌。所以庄稼人赶集，都喜欢背着个粪箕子，该卖的瓜果蛋菜，用粪箕子背着去卖，该买的油盐酱醋，买好了用粪箕子背着回来，该卖的母鸡，该买的猪仔，背来背去，方便自如，比现在的塑料方便袋还方便。即使给亲戚邻居送些芋头萝卜，也是用粪箕子背着去，对方回些豆角地蛋（土豆），也是用粪箕子背回来，这是很习惯的事儿，在人们的心里，没有任何不妥。农村人不论男女老少，叫粪箕子都叫的那么自然，那么亲切，因为“粪”字在这里——在庄稼人的心里，是收获，是希望。这是城里人，尤其现代人感受不到的。

粪箕子因常常使用，尽管都很爱惜，还是常常损坏。买一个粪箕子需要十斤八斤的粮食，粪箕子有大有小，若买一个大一些的、编的样子好的、全是白蜡条的好粪箕子，甚至要用十几斤粮食的价钱。夏天舍不得晒，下雨舍不得淋，爱惜着用能用十年八年。那年头没有塑料绳，铁丝也极稀罕，即使坏了底，也舍不得扔，老年人总会用旧薠绳、旧麻绳，左捆右绑继续用，不能装多就装少，不能装重的装轻的，直到破烂的实在不能用了，才不得已当烧柴，这些细微之处，足见庄稼人日子艰难，何等节俭。

随着耕作方式的发展和农村结构的改变，悠久的村庄、院落，面目全非或已不复存在，传统的生活方式或许一去而不复返。

农村里没有了牛羊猪鸡，没有了农村的气味，孩子们不必再背着粪箕子割草。

农村里没有了土坯锅灶，没有了袅袅炊烟，全家人不需要再背着粪箕子拾柴火。

农村里有的是人力车、电动车、机动车，收获庄稼快捷方便，粪箕子成了多余之物。

科学种田，氮、磷、钾各类化肥因地适用，粪肥不再受宠，粪箕子没有了用场。

粪箕子渐渐消失了，一起消失的还有传承已久的各种家具、农具。

粪箕子渐渐消失了，一起消失的还有那温馨淳朴的乡村风情。

粪箕子渐渐消失了，一起消失的还有祖辈传承的生活方式。

粪箕子渐渐消失了，一起消失的还有那农村孩子快乐的童年。

粪箕子渐渐消失了，一起消失的是一个时代——背着粪箕子渐渐远去的背影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