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人背铭的“玄机”

武秀

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的“纪事”石刻，是隋代兖州刺史元匡修建“泗津桥堰”而设置。1993年春出土于兖州泗河金口坝（现藏兖州博物馆）。因石人臀部刻有“此石人令守桥堰”之语，而命名为守桥石人，石人背部有“记事铭文”，其铭文称之为“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背铭”（以下称《石人背铭》）。因“石人背铭”中有“书于四石人背”语，可知当时石人共雕造了四尊。现存兖州博物馆两尊，第三尊仍埋藏在现兖州六中院内，第四尊下落不明。关于守桥石人的记载，曾见于光绪十四年《滋阳县志·古迹志·金石》和康有为的《广艺舟双楫》等文献。从已知的三尊石人的背铭互堪来看，其文字内容大致相同，可识者约196字。文字内容，记载了泗河之上的两个伟大的水利工程，一是建坝，二是疏渠。为祛洪护桥，特制石人记事镇厌。石人出土以来，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一些释读和研究，如康有为先生曾对其书法特点有过评价。但细研《石人背铭》，深感其文物的实证价值远未被发掘。《石人背铭》可确证一些悬而未决之事，澄清一些模糊之说，可补史书记载之缺，亦可纠文献之谬， 本文就《石人背铭》五个方面的重大意义解读如下，并求教于方家。

一 、《石人背铭》证实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口坝的建造时间和功能。

兖州金口坝素有江北“小都江堰”之称，已作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，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其历史轨迹十分重要，尤其是建造时间。

兖州志书，对金口坝的建造时间确定为隋代，由兖州刺史薛胄建造，其根据是《北史》。此后的兖州志书，一直以《北史》 为据，记载金口坝的始建年代。

《北史》记载：……兖州城东，沂、泗合而南流，汜滥大泽中，胄遂积石堰之，决令西流，陂泽尽为良田。又通转运，利尽淮海，百姓赖之，号为“薛公丰兖渠”。“胄”乃隋文帝时兖州刺史薛胄。后世兖州史书记为：是隋代兖州刺史薛胄修建了金口坝，开挖了丰兖渠。

《石人背铭》载：（背部）大魏延昌三年，岁次鹑火，……来之众，率……事之氓，深长渠于洙水之南，起石门于泗津之下，时裁三朔而绩立千秋。劳无一旅而……而石门之……杜 。

大魏延昌三年，为公元514年(另一石人背铭剥落,肩部仅存“大魏延昌三年”6字)，由此证明：在北魏延昌三年（514年）的元匡已用三月时间“起石门于泗津之下”。为金口坝的建造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时间证据。 现在可以明确：金口坝的建造时间为大魏延昌四年即公元514年。比《北史》记载的时间早了约76年（因《北史》未载薛胄任兖州刺史建坝堰水的时间，推断当在公元590年）。

需要说明，这个时间，并非始建时间，在此之前，此地就应有坝桥之类的建筑，因为此处是联结着东到琅琊西至长安的古驿道。至于金口坝始建何时，有待文物的实证和文献的发现。

关于金口坝的功能。《石人背铭》记载：“以合镜黔黧，愿兴郑白之铭而……和也……思树史起之碑……”虽然文字断断续续，但最关键的几个词语却神佑般地被保留下来。“以合镜黔黧”，就是为了百姓不再流离失所，能够安居乐业。郑白，战国时筑郑国渠的郑国与汉武帝时筑白渠的白公的并称。史起，战国时人，仕于魏，魏襄王时任邺令。他在西门豹兴修水利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修水利工程，引漳水溉田，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，当地人民歌颂他为“贤令”。《石人背铭》中记载的元匡，就是将“起石门”“深长渠”工程的意义和郑国渠及白渠的价值等同起来。表明了工程主持者元匡的思想境界，难怪元匡在石人的臀部刻下“人蛟不得毁坏，有者毁坏，殃及万世”之语。

二、 为研究北魏元匡提供了一条实物资料。

《魏书·元匡传》记载了元匡的事迹。元匡，字建扶，阳平幽王第五子，性耿介，有气节。孝文帝非常器重他，他是北魏朝廷中是有影响、有地位、有故事的人物。《魏书·元匡传》记载了元匡跌宕起伏的一生，传中只有一句“出任兖州刺史”，并未记载他的具体业绩，《石人背铭》不仅记载了他筑坝堰水的民生事业，而且反映了他的高风亮节。《石人背铭》载：“……慕颜生之无施，乐孟氏之不伐，悉抑而不许，推而弗居，唯命题年月、纪时事，书于四石人背而已……”意思是：元匡慕效颜子不自夸，喜欢孟不反的不表功的品格。对铭记他个人的功绩的做法全都压下不允许，对功劳推而不居，只让记下修坝的年月及事件而已。此处连用《论语》中颜回和孟之反不自夸、不表功的典故，以表现元匡的耿介磊落性格，对研究历史人物元匡增加了一条重要的实物资料。

三、《石人背铭》可纠《北史》之谬，解决了关于兖州府河开挖的时间问题。

今兖州城内的府河明代以前为兖州城的南护城河，明代兖州城南扩后成了横贯东西的城中河，称府河。府河西流入洸河，向南又汇入泗河。流经兖州大地的这一段，北魏元匡任兖州刺史时称为“长渠”，隋代薛胄牧兖时称薛公丰兖渠。

府河是兖州历史上人工开掘的泗河的一条支流，因直通泗河，又称泗河或泗水。它对千年兖州十分重要，流经兖州大地，浇灌良田，使兖州变成粮仓；河水流经城市，解决城市生活用水，使这座古城千年不衰；河水补给兖州地下水，改善生态气候，使这里桑麻葱茏，人畜并旺；兖州本为平原之地，路网纵横，又添此水利交通之便，使兖州这块地方物流、人流信息流丰富聚集，成为一块宝地；这也是千百年以来兵家必争的原因。这种将多种功能集于一体的水利工程，是平原地区水利工程天才的杰作，其综合利用的妙思，堪称典范，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上的水利智慧和人文情怀，值得被今人珍视和研究。

它利被千年至今犹存，其意义如此重大，它开挖的时间是哪个时代呢？

根据上述所引《北史》记载，“丰兖渠”是薛公“积石堰水，决令西流”，虽未言薛公开挖，但“号薛公丰兖渠”一语，足以让后人理解是他开挖了丰兖渠。但《石人背铭》的记载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。《石人背铭》“深长渠于洙水之南”一句，值得深究。

先说“长渠”的位置何在？

结合兖州泗河地理实体，元匡所“深”的长渠只能是后来的薛公丰兖渠，因为兖州城东泗河并无西流的另一条河流或沟渠。唐代杜甫登楼赋诗的少陵台还在，那是兖州城的历史坐标。这个坐标之南的丰兖渠为明代之前的南护城河无疑。

再说长渠开挖的时间。

说长渠开挖的时间，就要先说说《石人背铭》中的“深长渠”的“深”字。言：“深长渠于洙水之南”，即“深挖了洙水南面的长渠”。“深长渠”是在“原长渠”的基础上又挖了一下。“深”字不是形容词，而是动词。这说明，原来就有这条“长渠”。

由此证明，这积石堰水的工程，早已有之。而《北史》只言“薛公”，隐去元匡，只字未提丰兖渠的前事。又称“薛公丰兖渠”，有点“强争史名”了。当然，薛公牧兖时期，也可能元匡所修之坝已被冲毁，元匡所疏之长渠已淤积，薛公重新修坝清淤。但前事还是应该交代。是不知前事，还是知而不言，或另有其因，这耐人寻味。倒是元匡更为忠厚实在， 以《石人背铭》如实记载，为我们找到了这个真相。但是长渠何时开掘？看来即非薛胄，也非元匡。开挖时间还应提前。这是《石人背铭》给史学者提出的新课题。

四、 有补于对《水经注》中关于洙泗两水互授通称的理解。

兖州城东现在的这条河流称为泗河，泗河之上的金口坝，古代称石门，但《水经注》却说是洙水石门，洙水、泗水，多有争论。 洙水为泗水的支流，应该没有争议。宫衍兴先生把石门考证到了现兖州城西洸水之上。著名李白研究专家安旗先生在论证“李白东鲁寓家瑕丘”的文章中，虽然断定洙水石门即现在的金口坝，但对金口坝就是《水经注》上的洙水石门也语焉不详。这些问题出现在“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”出土之前，当然可以理解，由此更说明了“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”的重要性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《水经注》之后的《元和郡县志》（成书于公元813年）和《太平寰宇记》（成书于公元979年）两部重要著作在记述兖州尧祠位置时，一称“洙水之右”，一称“洙水之西”，皆将泗水记为洙水，为现代人理解泗河带来了误导。这一直是学术界悬而未决又给现实带来很大困扰的问题。为何将现代的泗水写为洙水呢？

我们的解释是：“洙泗互授通称”。其理由有三——

一是从洙泗流向看洙泗合称的缘由。泗水发源于陪尾山，经曲阜北向南，过兖州城东向西南。在城东的黑风口处，泗水分出人工开掘的丰兖渠经瑕丘城南西流入洸水，南流又汇入泗水。

洙水发源于新泰，在曲阜东北与泗水合流，至曲阜北分为二水，洙水经孔林西流折南，至现在兖州区酒仙桥街道田村南又汇入泗河，其入泗处即在现黑风口(丰兖渠东口)对岸的北边一公里处。以洙水汇入泗河的入口说长渠的位置是“洙水之南”，这就是《石人背铭》的角度。此处以南及长渠所流之水已是洙泗汇合之水，所以洙泗合称。

二是因孔子的名气，春秋时孔子讲学在洙泗之间，后人以洙泗作为儒家代称。洙泗弦歌一词，也将洙字放在了前边。缘于孔子的名气，在记载有关事物行文时，当然会将与孔子有关的洙水写进去。

三是《石人背铭》中，同一条河流，前言“深长渠于洙水之南”，后说“起石门于泗津之下”，也足以说明洙泗合流。在这里，洙水即泗水，两者可以互授通称。 这对《水经注》的理解，增加了一条证据。

五、《石人背铭》解决了李白杜甫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。

一是解决了李白杜甫分别的具体地点问题。李白与杜甫两个伟大诗人的友谊，传为千古佳话，历来是文人雅士谈论的话题。表现李杜情谊的诗作有李白的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等。李白、杜甫分别的石门在哪里？《石人背铭》给我们提出了重要证据。“起石门于泗津之下”，这就是说，金口坝在北魏称石门，为李白诗中的石门找到了铁证。

二是李白泗河泛舟的河段是哪里？李白的名诗《鲁东门泛舟二首》记述了李白杜甫的诗意之游，描写了当年泗河桃花夹岸的美丽景色，成为千古名篇，影响古今中外。

李白驾舟泛游的河段到底是哪里？说泗河泛舟，是对的。如从兖州泗河主河道去找“桃花夹岸鲁门西”就无法理解“鲁门西”。因泗河的主河道沿兖州城东南向西南流去，何言“鲁门西”？另外，宽阔的河面也不会产生“桃花夹岸”的感觉。鲁门，许多人理解为“鲁国之门”。其实此处的鲁门，是指鲁郡（即兖州）治所瑕丘城之门。唐代开元前的兖州和天宝后的鲁郡州治或郡治都是瑕丘城，因此，李白诗中称“鲁门”。当年李白泛舟之地就是《石人背铭》中的“长渠”，《北史》中的薛公丰兖渠，即现在的府河，唐代时人称泗河。丰兖渠的东段北侧，兖州城的东南，诸多文献证明就是“拥沙为山”的沙丘。李白的家就在沙丘的西北侧，鲁东门外，即李白所说的“我家寄在沙丘旁”。春风拂面，杨柳袅袅，李白从鲁东门外南侧的护城河上船，正值“天色将晚”，所以才有“日落沙明天倒开”的景色。因为河沙被水洗白，李白才有“沙明”之说。小船行至兖州城的东南入丰兖渠向西游去，丰兖渠的两岸桃花盛开，直到鲁城的西边，即“桃花夹岸鲁门西”。

依现代人从现在的府河的面貌来看，府河如此狭窄，怎能行船？《北史》记载丰兖渠的中八个字，很能说明问题，“又通转运，利尽淮海”。这说明，丰兖渠不仅能行船，而且能直达淮河。李白、杜甫乘船泛月，吟诗赏景，有何不可？

综上，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的背铭，解决了以上五个个重要问题。

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（其一），现藏于兖州博物馆。